我和我表哥杜宇琪在三里屯的那家酒吧只遇见了三个晚上，每天清晨他都是在我忙着工作时不打招呼就走了，就好比他呆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没暗示过以后不再来的意思。在我认出他的那个晚上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把酒吧当成了写作的栖息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一周里人数最多最吵闹的两天。星期日和星期一他又来了两次，我们前后有三个夜晚的时间来怀念过去的一切，然而大多数时候却仅仅是我们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星期二以后我便没再看到过他。我知道自从他与我舅舅决裂的那天起，就不希望再见到过去的故人来引起他对长春的伤心回忆。

　　杜宇琪在几个小时里都沉闷不语，有时候我会很难过地觉得能表明我们是亲人的做法就是请他喝杯红酒和不加冰的酸枣汁。不过我表哥总是坚持要一大杯自己天天都不错过的扎啤，而且每次天亮他离开时都要在桌上留下那杯扎啤的酒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的那几天我们彼此都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然而星期二以后我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时却渐渐觉得那三天在我的生命中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情绪，他那种仿佛已跳出这世界的冷漠情绪感染了我。没有人比他更痴迷于构建自己的王国。

　　我表哥不想让人知道他还在北京，之后我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即使是那年国庆节我无意中说漏嘴被我舅妈追问的时候我也硬下心肠将话题岔过去。有一天中午我在帮我姥姥包饺子时终于忍不住地告诉她了。我说在北京我曾见到过杜宇琪，他比我们记忆中的还要麻木和冷漠，看样子好像地球在明天就要毁灭也不会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姥姥侧过身来边剁肉馅边努力地听着。我真想不到已经一个人过了将近十年孤独生活的我姥姥还保持着她那个年龄的老人早已丧失的丰富感情。她像个听童话的孩子那样认真地等我讲完后放下手中的面团，掌心向外十只插在一起水平伸出地靠在椅子上。“我早就说过了，都怪那该死的案子。”十几年过去了，我姥姥依然对“毛毛惨案”恨之入骨。

　　不出一个星期，有人告诉我姥爷凶手抓到了，是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男人。在星期三下午最热的一个小时里他在警察的看管下绕着整个社区缓缓地走了一圈。我们在厨房看着远处锅炉不时升起的黑烟，听到了锁链趟地的声音。我姥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轻松，晚饭之后她带着我去七街的市场报了两个西瓜回来切成几十块分给树下的邻居们。而我姥爷却像一个沉思者那样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连树叶落到他头上也不知道。第二天警察将凶犯押到花园的喷水池旁，三名持枪的警察站在他身后。池子还没开始喷水人们就跑下楼将凶手围成一圈。两年前雷奇队长就命令过那个杀死自己女朋友的交警站在凉亭外游街。这是告诉人们从此可以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因为这宗案子，整个夏天几乎没人在十点种后还敢走到外面去。以后自然就不必如此小心了，那些相爱的恋人们甚至可以像以往一样在花园约会到深夜也用不着在顾虑家里父母的担心。

　　起初一些胆小的人只是低声猜测着他杀人的可怜目的，然而不多久由于几个淘气的男孩向他扔从家拎来的鸡蛋他竟还保持难以捉摸的微笑时，就放心地捡起石子打过去。我看见我姥爷协助雷奇队长一起阻止人们这样做。我姥爷走过去和凶手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却只是点头摇头而未张一次口。他的双手被铁链勤成一道道红印 ，头发刮得光光的。他妻子始终在一侧紧跟着他。两天前她因连续毁掉了十一张宣传板上的公告而在警察局呆了一夜，此时她明知不会有人同情自己但还是冲着人们大声哭诉她丈夫是被冤枉的，后来她喊累了的时候就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姥爷想去和他握手去被旁边的警察拦住了。“愚昧的妥协，”我姥爷对凶犯说，“无知的替死鬼！”我明白我姥爷在说什么，雷奇队长对我们家的两次拜访就已经说明一切。虽然谁也没挑明他是替谁的罪，但我姥姥心里清楚正是因为他才使我表哥杜宇琪没有受到同样的惩罚。我姥爷在午饭时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毛毛惨案”。“求之不得呢。”我姥姥说。果真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谈起这些，连社区的邻居们也不再提起这件事。过了那个夏天及多雨的秋季，在凶犯的妻子连续三次上诉而一一败下来后，他终于在死亡面前低下了头。在十二月的那天清晨，面冲着两颗向他飞来的子弹倒在了茫茫白雪之上。

　　警察没有审判我表哥，但杜宇琪却给自己宣判了死刑。我舅舅经过两年多的全国旅行花光了他近一生的积蓄之后，家里面已不再留有杜宇琪的影子。我舅舅那一年开始不再向杜宇琪的龙卡寄钱，他以为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表哥会因为饥饿，寒冷，加上潦倒的生活回到家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我那心软的舅妈为了让杜宇琪过得好些背着我舅舅在福达酒店和十一中找到了两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把六百块钱偷偷存到我表哥的帐户里。而在杜宇琪的来信里居然对钱的问题只字未提。直到第五年我舅妈终于累倒在病床上，我舅舅才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每天他上班的时候下岗在家的妻子都去了哪里。第二天他跑到银行去查我表哥的帐户。“五年的日子去掉节假日共有多少天？”他一进门就问我舅妈。“一千八百天。”我舅妈躺在床上平静地回答，仿佛她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我舅舅握着她的手心疼地哭了。“一千八百多天的辛苦全都付水东流。”他告诉她我表哥的那张龙卡早已作废，银行里不再有杜宇琪这个人。三万六千块钱像个吊钟一样在我舅妈和表哥之间荡来荡去，最后流失到银行的金库之中。

　　在北京我对我表哥杜宇琪讲了此事。和我预想的一样，这没有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一直呆在北京，这十多年。”他摇着奶茶说。我后悔对他讲这些事，我早该想到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些敷衍的谎话。我想不可能离家出走，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这么干了也不会给家里写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信。我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只是花掉他们攒下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你在让父母去承受必须要离开重庆，长沙，上海那些城市却要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绝望心情。我们默默地喝着奶茶，古老的爵士乐穿过几千年的忧伤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没有走，”他在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呆在这儿，那些信是我求各地的朋友转寄过去的。”

　　没人再提“毛毛惨案”，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姥爷在其后的两年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思考的内容扩散在弥漫着的烟雾里，消融在碎茶叶上下涌动的茶水中，甚至在洗手间的浴缸边沿也留下了他答案的假设。我姥爷一辈子走了七十多年，在一个夏天的凌晨止步于一辆高速急驰的出租车里。我姥姥不停按压他的胸口却不明白心脏并不会因此而重新跳动。她求司机别去医院了，绕着这城市好好转一圈吧。道路两旁被风吹弯的树枝冲着红色的捷达车微微点着头。“慢点开，再慢点开，行吗？”我姥姥从反光镜上看着自己哀伤的面孔说。于是汽车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步子那样缓慢。天空下起纷纷的小雨，好像无数的白色花瓣落到汽车上，淋湿了耸在半空的路灯，消失在无法捕捉的微风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游者，饱受折磨的失眠者，连同夜间飘荡的幽灵都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说，就像一辆满载着无限荣誉的巡礼车。

　　过了那么多年我和我表哥杜宇琪讲述了这些事。我说家里人发了三封电报通知你也没有回讯，后来你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找你，结果才明白你——杜宇琪是个游离在这世界之外的人。假如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你，我真的就要确定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熔化了。我将葡萄酒与半杯啤酒混在一起，想看看这会不会变为别人所说的孤独的颜色。我尝了一口，气泡跑光了，嘴里留有淡淡的苦涩。我表哥把写废了的稿子挑出来，重新读一遍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这些文字之所以用不上只是由于它们写废了，根本搜寻不到小说的缺陷在哪里。这令他难过地把几十张写满钢笔字的信纸一一叠成了纸鹤、飞机和按一下就可以跳出好远的青蛙。等这些可爱的东西铺满长桌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改名字了，”他说，“我叫杜宾，没有人能找得到杜宇琪。”我表哥张开双臂做了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夸张手势，“杜宇琪已经死了，就死在那个没有雨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