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深夜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客厅里吵了起来。受惊的表弟抱着我的头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听见我姥姥不停地哭着，同时用尽全力摔玻璃杯，大声质问他凭什么要比别人更关心“毛毛惨案”。其实我姥姥也知道她并不比我姥爷少想这些，自从那张公告出现她就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人再谈起它。那天我姥爷由于持续不止的胃痛在凌晨一点半从床上下来到客厅找药吃，黑暗中他竟摸不到刚刚放在茶几上的药丸。他打开灯在桌脚找到那颗滚落在地的褐色药丸。在茶几上掰开时突然发现玻璃下面的公告不见了。于是他走进我姥姥的房间叫醒她。“烧掉了。”“但你从没对我说！”“跟你说什么？你一直就瞎猜谁是凶手。”“我猜谁了？”“杜宇琪！”她跳下床，大声喊着，“还把警察叫到家里来调查。我告诉你，宇琪不是！他是我孙子，我的孙子这事他不会干的！”就这样他们相互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间堆满杂货的仓库那样凌乱不堪。我表弟抓着我的手臂害怕得发抖。我姥姥在客厅里慌乱地走动，双脚踩在玻璃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碎玻璃扎透拖鞋，划破她的脚心，鲜血滴满凉席，她却全然不知疼痛地低声哭着。我们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往返的汽车，随着每一辆汽车的经过，车灯照进窗户，我们大大的影子便绕着墙的四壁滑上一圈。汽车驰过之后，窗户两侧的角落里的黑暗就一片片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无数条深青色的蛇在屋子里静静地爬行。我听到墙角咝咝的声音和墙皮脱落的声音，那是黑暗的响声。我开始乞求着夏天快点过去，太热了，热得好多事情都变的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一场凶杀案便令所有人都落进迷惘的陷阱里。这场命案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变了，以至于都无法认出原来的模样。这世界都变得令人猜疑和不让人相信。有一阵风从花园的树林深处吹过来。一丝凉意袭过我的全身。我表弟抓着我的手睡着了，我能感觉到他的和自己的心跳。或许雨就要来了，雨一来这夏天就会过去的。雷奇队长说过，这夏天一过命案就结束了。快点结束吧，一切都回到从前，大家不会再互相猜忌，也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我在黑暗中打着手影，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看着大雁在墙壁上自由自在地向南飞，直到飞得看不见为止。

　　在离开长春上大学之前我表哥杜宇琪最后一次回到他爷爷家里。他是来和家里人告别的。这一次了却成了永别，三天后他乘着向南飞驰的火车驶向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路往南走，很多城市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回到长春来。在长春的最后几天他收到了我的姨妈们和姥爷送给他买衣服的钱。上午他先和我姥爷单独说了会儿话，然后拉上我去了文化广场。下午三点的时候杜宇琪怀里揣着一千块钱走进文化广场像个赶集的妇人那样不知所措。银灰色的鸽子仿佛一群刚刚上岸的企鹅摇摇摆摆地走进花丛中啄着靠在树下睡觉的乞丐的指甲，被惊醒的乞丐赶走后它们便躲开川流不息的人脚走近那条正伴随着杂耍人的笛子声翩翩起舞的青蛇。五分钟之后我表哥将所有的钱都输在了地下游戏厅里。他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喂了半小时鸽子。那些卖货的小商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吸引匆匆过往的游客。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杜宇琪不要再喂了。我表哥对她笑了笑拉着我上了回去的电车。电车每五分钟停靠一站，在有节奏的铁轨声中我告诉他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会挨说的。“不可能，”他盯着刚上车的那个衣着怪异的女人说，“因为我把晦气也输在那儿了。”

　　那女人穿着那种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过年时才会穿的唐装，红色丝绒面上绣了一个顺时针念是“唯吾知足”的中国古币。她从腰间拽了一条白布带系在额头上放声哭起来。车上其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了。“烈士牺牲了。”她跪在了铺好的国旗上。“一起下去游行。”她起身冲着那些冷漠的人群说，同时挥起国旗，“打倒美国佬！”没人应合。她喊到第三遍时有人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想不到还有谁能疯到这种地步，跑到车上来做这么夸张的煽情。她收起国旗打算下车，“不知羞耻的中国人。”她在车外扔进一个纸团。车开的时候纸团从空椅上吹下来，在颠簸的汽车里滚来滚去。一个好奇的女孩把纸团捡起来，看了一会儿问她妈妈倒数第四个字念什么。“葬，就是办丧事埋起来的意思。”她妈妈说完看着窗外，然后转回去又看看纸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旁边的人抢过纸条，大声将后来引起骚乱的那句话念出来：“四点一刻，两声连响，陪伴英雄，葬身于此。”

　　车上顿时乱成一团，那些胆小的女人求司机停下车嚷着要跳下去，几个男人很细心地将电车上每个角落多搜寻了一遍也没找到炸弹，唯有一个不相信的小伙子看着表大笑不止：“还有三分钟，两分四十秒啦。”后面的车连续鸣响汽笛催促前车。车上所有的人连同司机一起跑到车外。他们在等着四点一刻是否真的要爆炸。外面下起小雨，细雨落到树叶上，路面上，以及高高挂起的广告牌上，整个世界都显得亮晶晶的。我表哥一直在想什么而不说话。没有爆炸。人们长舒一口气又回到车上。我表哥拉着我从两个男人中间挤出去向家走，过往汽车溅起的泥水落到我们裤子上的时候，杜宇琪终于想通了那个折磨他一路的问题：“那女人是毛毛的亲妈妈。”

　　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变得敏感。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其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的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营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的夜里看见了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吴三叔笑着劝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握着自己的小脚说，“一下雨我就走。”

　　虽然公告不断被人破坏，耐心的警察还是在公告破坏后及时地补一张贴上去。到了宣传板上的纸足足贴成两厘米厚的时候，一直隐藏在花丛中的警察在正午十二点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墨水的女人。他们警告她这样的行为足以她受到刑事拘留的惩罚。“卑鄙的诱导。”她指着通缉令说，脸上保持着准备承受灾难的悲壮。似乎正是这种悲壮预示了她后来的不幸。两天以后雷奇队长以强奸及杀人罪逮捕了她丈夫。尽管她后来坚持上诉了三次，然而大概过了六十多天，新年前的某一天，她丈夫还是死在了行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