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傍晚时分雷奇队长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家。同上次的来访不一样，这一次我姥姥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恐惧神情。在客厅里她不停地解释杜宇琪是一个多好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到雷奇队长带来的满身酒气。在我外公散步回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将我姥姥特意为他泡好的那杯烫得无法入口的茶水端起来又放回原位。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你们不会把宇琪抓走吧？”我姥姥小心地问。他闭上眼睛缓缓摇着头，然后头却越垂越低。后来他试图坐起来的时候胃里的酒开始向上反。他捂住嘴仰起头，马上又感到一阵恶心。“你们没什么证据，就会冤枉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雷奇队长没理她，静静伏下身，突然吐了起来。剌鼻的味道转眼间充满了整间客厅。我姥姥终于发火了，打开窗户，回身对我喊着：“去，把你姥爷找回来！”

　　月光下的暖风吹过花园高高的草丛，一大群蛐蛐迎风跳动。已经快五十天没下过雨了，仿佛老天觉得一下雨就意味着这个夏天要过早结束似的。每天都有三辆水车循环洒水来保持地面不至于裂开。马路上的柏油在白天晒化后到了晚上才渐渐凝下来，走在路上像踩在十二月的雪一样柔软。围在喷水池旁的人群里面没有我姥爷，我上楼时他已和雷奇队长坐在一起了。我姥姥在里屋织毛衣，她早已熟悉在黑暗中做这件事情，用手指摸着针眼自如地穿插，同时试图偷听隔壁说话的内容。墙壁虽不隔音，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在屋子里滚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我外婆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雪球是由哪些话语组成的。他们这次的谈话如此短暂，我姥姥刚刚走出去想听仔细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要是哪天你真觉得在那儿干不下去了，就到我这来。”我姥爷说他那里吃饱饭的工作总还是有的。“这世界是个天平。”雷奇队长一只脚踩在门外握着我姥爷的双手说，“好人坏人各居一侧，想活下去就得维持这个平衡。假如真的把太多的坏人除掉，那我们就会在另一侧下坠，止不住地坠下去，坠落到底为止。”

　　直到早上四点钟客人陆续离开或是倒在扶椅上睡觉时我才坐到我表哥杜宇琪的对面。我要了两杯山葡萄酒放在桌上的手稿旁。杜宇琪放下笔在自己喷出的白烟中眯着眼睛望着我。以前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拥有文学才能。我舅舅始终不能相信一个人仅仅是自己想写小说就可以当得上作家的，为此他坚持让我表哥放弃他那幼稚的想法。在我表哥念到大二的那一年终于在寄回来的一封信里向他的父母摊牌了。在那封满怀忧伤的信里他告诉我舅舅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虽然这期间他已经明白对于自己将来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向根本就无法捉摸，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选择文学。“我想好了，爸爸，我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哪怕是饿死。”他在第三张纸的背面写道，“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除非是死神的过早降临。”

　　全家人都不相信在学了十多年的理工科后，他竟会产生进入完全陌生领域的冲动。虽然人人都觉察到毛毛的那个案子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难以愈合的伤痛，然而仍然没有人能解释出悲伤为何会以这样荒谬而固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年的除夕夜我们都相信他会在钟声敲响之前穿过漫天纷飞的大雪回到长春来，为此我姥爷禁止所有人甚至我表弟动一口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一家十二人将置放了十三份碗筷的圆桌围成一圈默不出声地看着电视。直到钟声响满十二下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杜宇琪的电话。他说他买不到车票，只好呆在学校守候又一年的到来。窗外的爆竹声响彻天际，电话那边的声音也相当纷杂。“我自己在这里，孤孤单单的，连炮仗都没买。”在彻夜不息的鸣响中他低沉的话语从北京一路传到我们的耳畔。我舅妈伏在电话前哭了起来，她告诉杜宇琪因为他的缺席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姥爷为了使大家都听到我表哥的声音将电话调成了免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候他。突然我舅舅抢到前面，几乎是贴着话筒喊：“你现在就去买票，爬也得给我爬回来！不然你就永远滚蛋！”电话里传来挂掉的声音。我姥爷看着表，等秒针走完一圈后望着惊呆了的人们。“十二点整，十二个人，刚刚好，咱们吃饭吧。”大家重新回到座位上，已经饿了一个晚上的表弟站在椅子上去够那只他垂涎以久的鸡腿，大人们笑了起来。在他坐下来的时候那只扯掉一块肉的鸡腿从他的掌心滑下来，将他旁边一个没人动过的空碗碰碎在地。

　　以后我表哥确实没有回来过，即使是那一年的暑假我姥爷去世也没露一面，电话都不曾来过。我姥爷死去的三小时里我姥姥拨通了电话本上所有的电话，然后她带着在柜子里找到的我表哥的学校地址以及其他故人的住址跑到邮局用了足足三个小时给每个人发了份简短的电报。我舅舅在中午赶来后又一次给杜宇琪发份电文：“爷爷已死，回来。”。人们到第五天也没等到我表哥的音讯。我舅妈在随后的第三封电报上写道：“人人都想你”。这些就仿佛装在瓶子里的信投到海中那样令人觉得遥遥无期。到了第七天执意等下去的我姥姥终于忍受不了家里人的劝阻，从远方赶来的朋友身心的疲惫，以及开始变腐的尸体，同意在上午举行葬礼。我舅舅在丧事刚刚完毕就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北京。三天以后他像个落败的士兵那般委靡地回到了家里。“他向所有能借钱给他的同学都借了钱！”我舅舅连鞋都没脱就向我舅妈吼了起来，随后他明白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语气平缓了许多，“一放假他就从学校消失了。”我舅妈一言不发地递给他几张印满铅字的纸，那是我舅舅离开当天邮差送来的三封电报，每一封印着不同日期的邮戳下都写着“查无此人”。